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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博物馆庆胡承志先生百年华诞座谈会侧记

2017-08-21 15:37:00    来源: 中国国土资源报    作者:周飞飞

【阅读提示】“北京人”头盖骨、“元谋人”化石、胡氏贵州龙、巨型山东龙……你能想到吗,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竟然都与一个老人的名字有所联系,而他,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年纪最大的馆员——百岁老人胡承志。

8月16日,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恭贺胡承志先生百岁华诞座谈会暨古生物学术研讨会”,通过一段段饱含深情的回忆、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共同回顾胡承志先生百年人生道路上为中国古生物和博物馆事业作出的贡献,将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在岁月濡养下日益厚重光彩的科学精神,化作新时代地质人向着更高目标稳健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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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参加座谈会的嘉宾兴致勃勃地观看由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的胡承志先生古生物成果展。

百岁老人见证历史传奇

8月16日上午,中国地质博物馆六层会议室座无虚席,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段记录胡承志先生人生轨迹的小短片,重温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地质博物馆和古生物学科的不解情缘。

“胡承志先生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研究员,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家。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亲身经历者和见证者,他参与了‘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代研究和复制品的制作,研究命名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元谋人’和巨型山东龙,发现了著名的‘胡氏贵州龙’,为中国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贾跃明用简短的话语概括了胡承志老先生的精彩人生。

胡承志曾与“北京人”头盖骨有着最亲密的接触,而且是已知健在的化石最后见证人。

1931 年,只有 14 岁的胡承志来到当时的中华民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做学徒工,他从杂务做起,逐步开始辅助实验,整理科技资料、标本,并参与科研及制作化石模型。虽然时局动荡,但在那个岁月里也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1929年,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等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开启了华夏大地古人类研究的序曲。

当前两个头盖骨发掘出来后,国内外学者便开始了模型复制工作。由于我国技术水平落后,这两个头盖骨都由外国专家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复制的。其中,第一个头盖骨模型由英国人德蒙复制,其中一个还被带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轰动了学术界;第二个头盖骨破损严重,由德国专家复制,其中一个模型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在自己国家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却需要外国人来研究和复制模型,这无疑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痛。于是,胡承志被安排学习头盖骨复原技术。对于只有十几岁的胡承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他利用业余时间一面从书本中查寻制作方法,一面在实践中苦心钻研。后来,研究室见这个年轻人很有出息,便在医学院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不教了,原因是:“胡太聪明了,他现在制作的模型比我做的都要好,我还教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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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6岁的胡承志老人鉴定一块流失海外的贵州龙化石。   

就这样,从对化石模型制作一无所知的学徒工到模型制作专家,胡承志仅仅用了几年的工夫,其技术之精妙,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赞叹不已。

1936 年,在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头盖骨发掘后,在胡承志的牵头下,我国科学家开始着手自己复制。第三个头盖的复制可谓异常艰难。他和同事们突破一道道技术难题,并且开创了国内复制头骨内部结构的先河。之后第四和第五个头骨的复制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开展研究。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对我华北地区蠢蠢欲动,科学家们担心珍贵化石受到战火牵连,于是加强了防护措施——包裹装箱。

关于化石的装箱,胡承志先生记忆犹新:“先后共包装过两次:第一次是事变之前,将头盖骨等珍贵化石装成两箱,以便紧急时迅速转移。1937 年 8 月,日本人已经进城,那时协和医学院还能正常运转,为了继续研究工作,又把箱子打开,取出头盖骨等存放在保险柜中。”

到了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重要时期,美日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学院的安全形势已不如往日。于是,我国决定将头盖骨化石转运至美国本土,暂时保存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待战争结束后再返还我国。

据胡承志先生回忆:1941 年 11 月的中旬,进行了第二次装箱。“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三个多星期前,忽然有一天我收到通知,要我把头盖骨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办公室。我后来才知道,送去以后头盖骨在协和医学院保险柜里只待了一夜,第二天又被送走了,从此不知所踪。”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成为一桩历史悬案。也正因为真品的丢失,胡承志等人当年亲手复制的模型,便成为现在中外古人类学家研究北京猿人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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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存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的胡氏贵州龙化石标本。  

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三楼专门为胡承志先生祝寿而开设的一个小型古生物成果展上,人们有幸目睹了由胡承志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亲手复制的带上颌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和“北京人”男性头盖骨模型。同时展出的还有由胡承志先生鉴定的上世纪30年代采自北京周口店的中国野猫和梅氏犀化石,以及当年他亲自采自贵州兴义顶效区大寨浪幕山的胡氏贵州龙化石。

“胡氏贵州龙”泽被后世

“胡氏贵州龙”的发现无疑是胡承志先生对古生物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那是1957年5 月 31 日,胡承志从云南包车去广西南宁进行野外工作,途径贵州兴义顶效地区。当路过一个村子时,胡承志在老乡家中偶然发现了几块奇特的石头——在灰色的石灰岩上,一种脊椎动物的骨骼化石清晰地镶嵌其中,从整体形状看有些像恐龙,但又实在太小了,只有20多厘米长。这种神秘的古生物化石立即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并没有见到过,更别说对其进行详细分类了。

当地人告诉他,这样的石头到处都是,大家都管它叫“四脚蛇石板”。按照村民的指引,胡承志很快找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山包。在那里,他采集了8块化石,返回北京便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杨钟健先生进行了鉴定。由于该动物化石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先生就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了这种生物——胡氏贵州龙。

“贵州龙”当然不是恐龙,实际上,它比陆生的恐龙古老得多,是生活在距今2.4亿年前的中三叠世的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长约20~30厘米,小脑袋、长脖子,身体宽扁,很像后来出现的蛇颈龙。贵州龙的身体呈流线型,前肢比后肢更长、更发达,说明它们是海中的游泳健将,但同时,它们的四肢仍保留趾爪,能像鳄鱼一样匍匐前行。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包括鱼龙类、海龙类、幻龙类、盾齿龙类和原龙类,在中国西南地区被大量发现,它们构成了从早三叠纪末期至晚三叠纪早期的一个持续时间长、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被命名为“贵州龙动物群”。

座谈会上,来自贵州的黔西南州国土资源局总工程师温安贵告诉大家,在黔西南,在贵州兴义,胡承志先生有着很高的声望,而贵州龙更是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张靓丽名片和百姓脱贫致富的资源基础。

他说,就在大家座谈的同时,2017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也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隆重开幕了。大会吉祥物是一只小龙,叫“黔小龙”,而它的原型,就是“贵州龙”。

正因为有了贵州龙动物群古生物化石产地这一“特色标签”和“国际品牌”,兴义的旅游业发展迅速。2004年,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贵州兴义国家地质公园,如今,黔西南州又在积极为申报兴义世界地质公园作准备,争取实现年底进入国土资源部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名录的目标。

“近年来,贵州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旅游业作为坚守两条底线、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贵州龙特色旅游资源正在展现出其蓬勃的生命力。”温安贵还透露,今年是贵州龙发现60年周年,贵州将专门举办纪念胡承志先生发现贵州龙60年的系列活动。

科研科普必须精益求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在之前研究中国古生物学发展历史时,曾对胡承志先生的工作有所了解。

“我看到了他在地质调查所用英文写的笔记,既规整又美观,远超于我们现在的很多学者。”更令周忠和敬佩的是,胡承志先生并没有高学历,也没有留学的经历,但就是通过在地质调查所给国内外一流学者当助手,他不仅学到了精湛的模型制作的技术,而且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英文,“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对此,胡承志的家属胡昀先生总结为两个字——认真。“是认真给了他刻苦钻研的动力,是认真造就了他一生的成绩。”

“胡老对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真负责。”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程荣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工作了10余年,曾多次与胡老有所接触。会上,他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一段几年前的往事。

200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北门的广场要竖立一个长15米、高8米的山东鸭嘴龙模型,时任博物馆副馆长的程荣欣负责此事,为了保证模型的逼真,他代表博物馆请胡老到北京郊区宋庄附近的模型制作现场,对基本完工的模型进行审核。结果,胡老围着模型从头部到尾部,认认真真地看了半个多小时,提出了不少意见,连“恐龙身上皮肤应该有一些疙瘩”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制作方觉得修改起来太麻烦,有些不耐烦:“一个广场模型而已,用得着如此精细吗?”但胡老非常坚持。他告诉程荣欣,这些细节的描述都是有来源和出处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在来之前还特地查了英国和加拿大有关鸭嘴龙皮肤印痕的资料。后来,地质博物馆要求制作方“完全按照胡老的意见修改”。

“胡老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科研和科普都不能怕麻烦,必须精益求精。”程荣欣深有体会地说。

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副会长陈安泽曾与胡承志先生有过多年共事,他印象最深的也是胡老的认真和勤奋。“胡老的知识才干都是来自自学、来自实践,而根本的则是他对科学的一往情深和不懈追求。”

他还告诉大家,胡承志先生对矿物晶体等标本的收集保管也有突出贡献,馆里的藏品,产自哪里、发现过程、如何修复,都了如指掌。有一次博物馆搬家,一个云南禄丰龙的化石标本找不到了,胡老立刻就说出了藏品在原来仓库的具体位置。

“中国古生物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与地质学古生物学深厚的历史密不可分。胡承志先生热爱古生物事业,参加过很多重要工作,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古生物学科普事业的历史缩影,也看到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共有的踏实勤勉、认真执著。”周忠和院士如此说道。

地博精神激励后人奋进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王向东表示,听了胡承志老先生的故事,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古生物工作者,一生能有这样重大化石发现,是非常难得而幸运的,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所拥有的家国情怀,不愧为后辈之楷模。

会上,人们还回顾了这样两个并不久远的片段:

2013年夏日,以“弘扬中华文化传播科学精神”为主题的“百年地博讲坛”系列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7 月 19 日,当时已是96岁高龄的胡承志先生,饱含深情地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为年轻同仁讲述了中国地质学历史的风云变幻、我国古生物学和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沿革,以及自己在历史风云中的亲身经历。

“讲座赢得了听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更赢得了对他并不熟悉的年轻地博人的由衷尊敬。”贾跃明馆长回忆说。

中国地质博物馆一位从事古生物化石保护和研究的年轻职工代表,则讲述了2013年胡老坐着轮椅,专程到博物馆鉴定一块流失海外的贵州龙化石的情景:他轻轻抚摸着这个“归家的游子”,不时拿出已陪伴自己多年的放大镜仔细观察,始终没有说话。“但从那热切的目光中,我们已经读出这块化石与他的不解之缘。”

程荣欣认为,胡承志老人身上有着这样精神:刻苦勤奋、敬业严谨、无私奉献、忠诚担当。“这也是地质‘三光荣’精神和百年地博精神的具体体现。”陈安泽则表示,地博精神传承百年,已形成了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即恪守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全力做好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工作,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出重要贡献。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和发扬。

“数十年来,胡承志先生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模范行动深刻影响感染了她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为后辈们树立了道德和学术的楷模,激励后辈向着更高目标奋进。”贾跃明说。

更高的目标是什么?

是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百年时的殷殷嘱托:“希望你们以建馆百年为新起点,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以真诚服务青少年为重点,更好发挥地学研究基地、科普殿堂的作用,努力把中国地质博物馆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

贾跃明表示,在胡承志先生百岁寿辰之际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不仅是对胡老先生的深情祝福,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继承发扬博物馆光辉传统、开拓事业发展新境界的一次具体行动。重温他的学术经历和光辉业绩,既是对他精神的致敬与传承,更是对我们的激励与启迪。“我们要努力学习以胡承志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优秀品格和大家风范,爱岗敬业,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坚定不移地为国土资源事业、为博物馆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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